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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曹操之所以在战略上隐藏了地缘上的要求,袁绍在东汉末年的大本营并非是中原地区

文章作者:文物考古 上传时间:2019-12-28

曹操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刘备与诸葛亮合二而一的对立,他们是忠与奸、善与恶的两极化典型。伪诈、猜忌、狠毒、狡黠,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成为罗贯中时代曹操反派形象的特征。东汉名士许劭对曹操的评语“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已被罗贯中改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是这一歪曲了的艺术形象并不能掩盖曹操战略观的光辉,毕竟三国的历史是以曹操为主角而演成的壮剧。他的战略观不但能统一北方,而且使魏国在三国鼎立中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这是包括作者在内,任何人也回避不了否定不了的事实。本来,曹操的战争观应该在小说中大书特书,只有这样才符合他显赫的战功和自信而坚定的个性。但因曹操在书中出场较早,且战场、对手、以及自身角色不停地变换,从而使他的战略和战法隐藏在了具体情节之中。罗贯中没有一开始以正面表述来铺陈曹操的战争观,这固然符合小说写作的某些需要,但他更主要的目的是要体现出曹操个性中诡谲和深藏不露的另一面,因此采取了一种倒叙和回忆的手法。以笔者管见,曹操的战争观当以他占领冀州后,在袁绍墓前凭吊的一席话为本,这时他已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取得了赫赫战功。“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段话于史有证,若视其为曹操创世时期的战争观,则可以概括出以下特点:首先,曹操将罗致人才和使用人才放在战略的首位。靠什么得天下——这是每一个乱世英雄必须深思的问题。寥寥数语便反映出他与袁绍截然不同的观点方法。袁绍将地利作为战争胜利的第一要素;曹操更看重的是人的因素。这里将“道”理解为正确的思想路线未尝不可,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任用天下智谋之士,那么无论在那里发展,都必然赢得战争的胜利。历史证明,曹操的确重视人的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战争中的作用。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这种胸襟和气度使他在延揽人才时能以周公自比,“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使用人才方面,能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一时间能征惯战之将、足智多谋之士云集于前。这是他能统一北方的根本条件之一。其次,曹操的战略观巧妙地掩盖了他在地缘上的进军方向。毕竟在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时代,地缘因素也是极端重要的,有地无人和有人无地的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曹操之所以在战略上隐藏了地缘上的要求,历史学家方诗铭认为,曹操不像袁绍那样毫无隐讳,没有将自己的策划宣示,仅对袁绍说了一番应付性的空话而已。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曹操在起事之初必须借助袁绍的帮助,回避他的锋芒。例如,曹操取得最重要的根据地兖州就得到了袁绍的支持。后来他接受了鲍信和荀彧的建议,“且可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这时袁绍正与公孙瓒对决,经营河北,将来南向争天下;与之相反,曹操经营河南,在战略上对北采取守势,以麻痹袁绍等待时机。当曹操剪除了周边吕布、袁术、张秀等敌对势力后,羽翼渐丰,不但不需要袁绍的支持并要极力摆脱袁绍的控制,这时的袁绍仍傲慢地拒绝承认曹操为最重要的对手。当旧的次要的矛盾一旦消除,曹袁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必将占据首要地位。客观而言,袁绍在地缘方面的战略意识是正确的,历朝历代的兼并战争多次证明了南下军团的强大威力。但袁绍在官渡之战的失败恰好成就了曹操为伟大战略家的英名。依曹操的战略观不难看出,袁绍的失败是他在选择竞争对手的失败,终归是人的因素的失败;而曹操的成功,不但是人的因素的成功,同时也是选择地缘要素的成功。第三,曹操隐讳地提出了“以道御之”的政治标准。何谓“道”,曹操没有说,这也为后人的附会提供了种种可能,但实际上解释曹操心目中的“道”却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且不说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单在军事领域,孙子就提出了“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的准则,吴子也提出了“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的观点,并对历史上成就霸业的人概括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这一认识。曹操以“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自诩,他的“道”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应当是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宏大理想。不怀偏见的人应该承认,曹操的理想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但罗贯中在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将曹操的“正道”写成了“诡道”。他在写活了一个白脸奸臣的同时,也歪曲了这个人物的社会历史本质。对于曹操的历史地位评价向来不一,近代以来翻案占据了上风。鲁迅曾更直白地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按照陈寿的《三国志》,曹操、刘备乃至孙权,都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而罗贯中的叙史正好体现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不同的政治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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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袁本初

袁绍,字本初,东汉末年著名人物,历任中军校尉、渤海太守、冀州牧、大将军等职务。袁绍在东汉末年是个声名显赫、实力非凡的地方诸侯,曾先后参与并领导了诛杀宦官、讨伐董卓、诸侯混战等诸多事件。在东汉末年的早期阶段,袁绍绝对是各路地方诸侯中的大哥大,是当之无愧的诸侯盟主。

袁绍之所以能够在东汉末年异军突起、独树一帜,除了他自己的苦心经营外,他的家族出身也为他增色不少。"袁氏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话语,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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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

袁绍出身的袁氏家族按照地望而言应当是汝南袁氏。汝南郡在东汉时期隶属于豫州(汝南郡即今河南省驻马店市),相当于地处中原腹地了,也就是说袁绍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原人士,袁氏家族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原世家大族。但是众所周知,袁绍在东汉末年的大本营并非是中原地区,而是河北地区的冀、幽、青、并四州(东汉时期的河北地区不仅指代今河北省,而是指黄河以北、吕梁山以东、阴山以南的广大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南部等广大地区)。

袁绍的老家明明在中原地区,为什么袁绍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偏偏要舍近求远、背井离乡地跑到河北地区呢?

袁绍不回中原而远赴河北可不是慌不择路。相反地,袁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特意选择奔赴河北地区的,因为袁绍此举是在效仿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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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效仿刘秀以河北地区逐鹿中原、统一天下的战略部署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是南阳郡蔡阳县人(南阳郡即今河南省南阳市),本是中原人士,但是众所周知,刘秀在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情势下能够逐鹿中原、再造大汉,凭借的不是中原地区,而是河北地区。

更始元年,势单力薄的刘秀抵达河北地区后,以皇族宗室子弟的身份获得了河北地区部分世家大族的支持。在这些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刘秀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地征战杀伐、最终将铜马、尤来等农民起义军和其他反对派都镇压下去了,刘秀也因此顺利地统一了河北地区,顺利地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刘秀当时收编了许多铜马农民军,所以刘秀当时被称为"铜马帝")。

坐拥河北地区的刘秀就坐山观虎斗,趁着赤眉军和更始政权在中原地区杀得两败俱伤之际再发兵南下、逐鹿中原。最终刘秀坐收渔翁之利,顺利地兼并了中原地区,而后轻而易举地消灭西北地区的隗嚣政权和巴蜀地区的公孙述政权,最终统一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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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当年就是自足河北地区统一天下的

袁绍之所以舍弃中原老家,远赴河北地区就是为了重走一遍刘秀统一天下的道路,再次复制一份刘秀的统一霸业。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的袁绍和曹操的一段谈话更能说明袁绍效仿刘秀的心态。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这段话的意思是:"袁绍和曹操当初起兵反董时,袁绍问曹操道:'如果此番讨伐董卓战事不顺利,你将来准备怎么办?'曹操反问道'你是怎么考虑的?'袁绍回答道:'我要南面以黄河为限,北面占据燕地和代地,然后兼并北方的戎狄部众,最后再南下逐鹿中原,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曹操说:'我征召天下名士,然后以王道驾驭他们,那就会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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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的战略部署是“南据河,北阻燕代,南向以争天下”

曹操那段"任天下之智力"的说法太敷衍(谁不知道争夺天下要用人才呢!曹操纯粹是打了个官腔),而袁绍那段"南据河,北阻燕、代,南向以争天下"的话语才真是推心置腹、毫不保留地将自己未来的的战略部署全盘托出了。

这段话清楚明白地展现了袁绍在东汉末年诸侯混战时期的战略部署。即袁绍的计划是先夺取河北地区(东汉时期的河北地区不仅指代今河北省,而是指黄河以北、吕梁山以东、阴山以南的广大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以南等广大地区)。然后在招募北方的戎狄百姓,组合成汉胡军队,最后南下逐鹿中原。这一战略部署和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夺取天下的过程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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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的战略部署就是翻版刘秀的统一之路

不得不说,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混战时期,袁绍欲效仿刘秀的以河北地区统一天下的模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战略部署。

首先,河北地区有逐鹿中原的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

想要在东汉末年诸侯混战的局势下杀出一条血路,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战争是必然的途径。而战争打到最后往往就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根据地"的经济实力能否支撑逐鹿中原、统一天下的成本就是衡量一个"根据地"的重要标准(例如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经济实力较差,这往往就很难支撑割据西北地区的地方诸侯来统一天下。所以历史上虽然不乏割据西北地区的军阀诸侯,但是却少有凭借西北地区逐鹿中原统一天下的)。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先后遭受黄巾之乱、董卓进京、诸侯混战等战乱。这些战乱直接导致中原地区陷入连年的战火之中,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基本停顿、社会生活基本乱套,其真实的社会景象是农业破败,工商业停顿,赋税无着,流民四起,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者难活、死者难葬,甚至部分地区还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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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饱经战乱,人相食的惨剧也时有发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北地区。河北地区因为距离政治中心较远(东汉时期的政治中心自然是首都洛阳),所以受到战乱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为战乱影响小,所以河北地区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都基本正常,河北地区的百姓虽不说丰衣足食,衣食无忧,但至少能够自给自足。(曹操当年曾经对冀州的崔琰感叹道:"我核查冀州的户籍,居然达到三十多万户,这冀州也算是一个大州了啊!"。冀州能够有三十多万户,按照一家三口来说也就是百万民众,这等人口规模在东汉末年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社会背景下,如若能够率先占据相对安稳的河北地区,就能够率先安稳的积蓄力量,发展自身实力,这就相当于在诸侯混战的局势下抢得了先机(相当于游戏界的神开局!)。毫无疑问,袁绍就是这个抢得先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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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得到河北地区,就相当于抢得了先机!

其次,河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军事优势

河北地区的军事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养马场。

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战马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资源。虽然中原地区也能通过圈养的方式训练一批战马,但是这种方式驯养出来的战马质量和在大草原上驯养出来的战马质量相比,那简直是云泥之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河北地区拥有天然养马场就是相当于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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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原的战马耐力强、数量多

第二是背靠北方的戎狄民族,能招募到大量善于骑射的游牧骑兵。

骑兵在古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战场利器,尤其是由北方游牧民族组成的骑兵部队那更是战场大杀器了。北方游牧民族自幼在马背上长大,他们弓马娴熟、善于骑射,机动灵活来去自由,在东汉末年中原地区还主要以步兵为主的战争时期,游牧民族组成的骑兵部队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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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

最后,河北地区有着坐山观虎斗的地理优势

河北地区南据黄河,北近夷狄,东临大海,西靠山川,在冷兵器时代,这些都是阻隔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东汉末年的北方夷狄还配不上是中原王朝的对手,公孙瓒、袁绍、曹操等北方军阀都先后打服过这些夷狄部落,这些夷狄部落也都臣服于这些北方军阀,绝大多数部落都愿意充当这些北方军阀的"外籍军团")。在这些天然屏障的庇护下,河北地区能够在战火纷飞的东汉末年相对安稳地休养生息。要知道在混战乱世,不是你想休养生息就能休养生息的,不仅总有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骚扰你,而且还总有人想要趁你病要你命的。

袁绍早早地消灭了幽州的公孙瓒后,就彻底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从此进入了厉兵秣马式的休养生息(毕竟身处乱世,肯定做不到解甲归田、马放南山式的休养生息)。而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曹操、吕布、陶谦、刘表、张绣、刘备等诸侯都为了些许蝇头小利就要大打出手,打的不可开交。如此两相对比就不难看出河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是多么优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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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在河北地区能够休养生息

结语

总而言之,出身汝南袁氏的袁绍没有回归老家中原地区,而是背井离乡地远赴河北地区,其原因之一是他要效仿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以河北地区逐鹿中原、统一天下的战略;其原因之二是他看到了河北地区巨大的战争潜力、得天独厚的军事优势和绝佳的地缘优势!

袁绍的这一战略部署不仅正确无误,而且他也一度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统一河北地区的目标。至于袁绍为何最终落得个兵败官渡,饮恨而终的结局,我觉得可能是他统一河北地区的过程太顺利了。因为统一河北地区这一战略目的过于轻松地实现了,这必然会令袁绍飘飘然,所以袁绍接下来在逐鹿中原的战略目的中就过于自负、过于骄傲轻敌了。自身已经存在缺陷的袁绍偏偏又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第一个敌人就是狡猾毒辣的曹操,兵败的结局或许就这样难以避免了吧!

参考文献

陈寿著:《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

裴松之著:《三国志注》,黄山书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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